欧阳凯｜林中之夜
再过六天，我离开成都就四年了。曾经的我会在银杏树下的成都小巷里品尝燃抄手，以为这样的生活将无限持续。但如今，当我身处纽约布鲁克林的新家，跑步经过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里的那些银杏树，思绪如涟漪断续。除了银杏树在锦江上的金色倒影，我还能想得起的是，在地坛读书时银杏树轻飘飘飒动的声音，那是我作为一名北京大学留学生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美好秋天。
我到北京留学之前的那年，我们的越野队赢得了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D3组男子越野冠军。我们那个小小的大学，在中国几乎没人听说过，偏安于美国中西部一个全是玉米地的小镇，全镇人口只有两万。这还是建校以来赢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但我没帮上什么忙。我们队只有跑得最快的七个“飞毛腿”参加了比赛，我的腿并不在其中。大二那年，我遭遇了一场魔幻的魁地奇比赛意外（真的是魁地奇！），前交叉韧带被撕裂成两半，就甭想在越野方面再有什么前程了（魁地奇：出自英国作家J.K.罗琳的魔法主题小说《哈利·波特》，是主人公所在的魔法世界中一种骑在扫帚上进行的球赛）。但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21岁小伙儿，能够跻身这个创造历史的队伍，还是心潮澎湃光荣自豪的——即便队友们在路边为参赛队加油助威的那个周末，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唉，我犯的错误还真不少啊。
“要不你去女子组跑吧。”一年后，北京大学的田径教练提出了这个建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嘲讽。
我与他四目相对，心灰了大半。他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我就这样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成为首位与北京大学女子田径队一起训练的外国男子。在北大的日子里，除了上课，我都在五四田径场的红圈跑道上，和那些出奇优秀的女生们一同奔跑；为了跟上她们我跑得气喘吁吁，肺里胀满了空气。有些晚上，我会溜出小西门儿，和男队的人喝几杯，试图找回一点自尊。但酒桌上，我也跟不上。
刚到中国几个月的我很快就明白，中国这地儿，有着太多的出人意料，甚至会充满喜剧色彩——只要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当然，之后的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5年那个樱花盛放的春天，也是我在北大被女生虐肺，被男生伤肝的最后一个学期，《中国国家地理》上一篇文章吸引了我。文中说，北京附近的小五台山可能有极其罕见的华北豹。我当时坐在未名湖的柳树下，离小五台山正正好108公里。那时很少能遇到有谁会知道那座山的，但寒假时我刚刚去过那附近，差点把脚趾头冻掉，还拍下了雪地上一个奇怪的大爪印。
大爪印会是华北豹的吗？合上杂志，我打开自己那个特价650元、正稳步走向报废的智能手机。百度指示我，乘坐一趟往东的公交就可以找到答案。我在一座高耸的灰色建筑门口下了车，楼顶上矗立着巨大的悬空招牌，是我已经看习惯的，典型的中国红粗体字：中国国家地理。深吸几口气，攥紧手中的杂志，我穿过大门，走进空旷的大厅。
“您有什么事儿？”一个保安迎上来，语气里既有职业惯性的严厉，也有真诚的好奇。
我举起杂志，翻到华北豹那一页。
“我来找编辑聊聊这篇文章。”我用自己辛苦修习，混合着浓重美国口音的普通话答道。
他两边儿眉毛都挑了起来，没想到我会开口讲普通话，也没想到我手里还有这个大楼出的杂志。
“去前台问问。”他礼貌地把我往前引。
前台女士的反应跟保安差不多。她打了个简短的电话，指了指电梯。去三楼。
编辑本人非常和蔼，同意帮我联系研究华北豹（我拍下的爪印不是它们的）的那个保护组织。他还主动帮我联系了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同事，那个学期我就去那里做了志愿者。
我成功地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的大门，就像杨过走进古墓一样；但那时的我浑然不知，这就是之后我的每一次“中国冒险”的开始。
一年后，我辞去了人生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在公司打工、无聊到头皮发麻的工作，尝试做全职摄影师。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主题是美国和中国的“暗夜保护”，跻身《中国国家天文》杂志的封面；后来又相继在《中国国家地理》和《美国国家地理》上发表了作品。（暗夜保护：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相继开展“暗夜保护”运动，旨在鼓励人们改进照明系统，以减少光污染带来的危害，并且能够减少能源损耗，保护暗夜星空这一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和遗产。）
几年后，我在中国出了点小名，在众多老外网红中勉强垫个底。两个年轻的“Z世代”中国摄影师途经成都时联系上我，想听听我是怎么走上自然保护摄影这条路的。他们恳切、勤奋、有才华，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呼之欲出的潜在能量，那是独属于青春的光彩。我也一样。那时，我即将获得北大颁发的杰出校友奖；2020年还有一段在贡嘎山跑步和捡垃圾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我坚信着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在那家成都酒吧光线昏暗的角落里，为了不在两位斯文小酌的新朋友面前失态，我一边忍着自己对拉格啤酒的瘾头，礼貌地握着酒杯；一边又苦于给不了新朋友什么建设性的职业发展意见。毕竟，要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说要找某编辑聊聊，会不会连保安那一关都过不去？我要是回到自己的美国老家，前述的行为也是匪夷所思的。管你中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大摇大摆地走进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总部，只因为会说英语，就提出要找某编辑谈谈。我连高考都没参加过呢，凭什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在中国，我就是个幸运儿。有幸去过很少有人带着相机去过的地方（比如岗格恰吉，你是不是听都没听过？），有幸去记录中国各个自然保护区的寂静深处和那些英勇保护它们的护林员，并有幸以此谋生。
这份运气受之不易。辞职后的9个月里，我为环保组织“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做研究，住在龙泽，要通勤去三里屯，每天努力把餐费控制在40元以内。做到了吗？当然没有。那年冬天我习得了新技能：睡前喝水制造饱腹感。我经常错过好友的婚礼，数量之多我都不好意思说。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父亲不愿意来看我。在平武县做保护熊猫的工作，我差点得了失温症。在九顶山，我不慎从深渊之上的悬崖跌落，千钧一发之际抓住了一块突出的石头，总算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我也不傻，这些事从来没跟我妈说过。万事大吉，一切无忧！
然而，无论我如何渲染一路走来的艰难；和与我并肩工作的那些护林员相比，往往都微不足道。但《人民日报》的版面上接受采访的是我，不是我拍下的那些护林员。说到底，多亏了我这张老外脸，很多机遇来得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少有他人能享受这样的运气。我当然一心希望能全然融入，但总忍不住自问，我能在各种意义上“入门”和“登顶”，究竟有多少是因为这种与众不同？
“中国永远给不了家的感觉。”在颠簸的面包车后座上，一位外国演员曾皱着眉头对我如是说（我的眉头也不舒展，车晃得我头不断往窗户上撞）。他会说普通话，演艺事业从北京起步，但后来搬回了洛杉矶。
“不管你多么努力想要融入，不管你普通话说得多好，到头来，你总是会被当成外人对待。”
我们接下来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是在2022年春天。这时的他展现了超越奥斯卡奖的杰出演技，在疫情期间想办法搞到了签证，重返中国，继续大银幕事业。我看过一个预告片，他在一部历史战争题材的电影中饰演一名反派“洋鬼子”。我有些震惊，出演被中国人击毙的士兵，这恐怕不是他渴望的那种“归属感”吧。我还看到了他的一些照片：出入精品酒店，还交了个女朋友。相比之下，我就像住在“绝情谷”。嫉妒令我面目全非，无心多问。
疫情期间出行受限，我被迫与许多东西天各一方：一是某种归属感，二是二十多岁的我迄今积攒下来的所有物件。其中之一是我的第一个硬盘。里面有三千张照片，是我在中国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做第一份自然保护摄影工作时拍的。那是我的一部分，而我失去了它，就像杨过失去右臂。（我更倒霉一点，没有雕兄和玄铁重剑，只得到了核酸试纸上的两条杠，还有特朗普。）
好在我和别人分享过在鞍子河拍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野外巡护，对我之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让我见识了研究和保护中国仅剩的1864头野生大熊猫是多么艰辛，需要做出什么牺牲。但和那些四川护林员相处的11天中，我犯下的一个错误，多年来始终封存心中，羞于告人。
我们已经在鞍子河干燥的高山山脊间徒步了四天，无意中进入了无路可走的幽暗山谷，雾气弥漫，竹子上黏着水蛭。暮影阴暗，渐渐将一行人笼罩；我们只得在荒草蔓生的河谷中扎营。带了砍刀的护林员先是把一部分灌丛砍倒，又把脚下的土地弄得平整一些，逐渐形成一个“梯田系统”，用来安帐篷。一个人把自己那片弄好了，就把砍刀递给下一个。
“你用完了借我一下？”我问离我最近的一个护林员，他好像快用完了。
他没有看我。继续“咔咔咔”不停砍着。
我开口问第二遍时，他走进周围的灌木丛，又砍了起来，带回来几大抱细细的嫩竹笋，铺在潮湿的土地上，当露营的垫子。
很会想办法嘛，我心想。但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又下起了细雨，看样子要下大；淅淅沥沥之中，我越来越焦虑和不耐烦，于是走过去问另一位护林员，等他用完了能不能借借工具。
“好啊。”他说，但很快就把砍刀递给了他朋友。
我突然无比急躁，忍不住提高了嗓门。
“你说用完了就借给我的——我也得在天黑前弄片地方扎营啊！”
没有一个人看我。这一整天，天气恶劣，湿乎乎的泥巴和灌木丛叫人走路的时候不断出溜，本就已经筋疲力尽；此时的我心中更是升腾起一股无名火，于是走近一个护林员，正准备更大声地提出要求。
这时，巡护队长付哥走了过来。
“没事儿，他们正忙着。我都还没找到地方呢。我帮你。”
他叫我稍微让让，帮我清理和平整出一块场地，而且一直礼貌地拒绝我帮忙。
如今，回想起在中国度过的全部时光，那一刻总让我追悔莫及。在那一刻之前，我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一股无形的暗流托举着，那是师长、同伴甚至大街上的陌生人给予的极大支持和无私的帮助。有天晚上我在微信群里邀请北大女子田径组到五道口去看电影，没人回复——像这样的拒绝可谓少之又少。
这股“外宾特权”的暗流源源不断，我慢慢习以为常地“顺流而下”。然而，在鞍子河的那个傍晚，那些充满了水蛭、变幻无常的天气和陡峭山路的漫长日子，终于侵蚀了我们之间的“缓冲屏障”，他们不再对我特殊照顾，我再也没法轻巧地漂流。而我生气了。
其实，当时的我算是真正求仁得仁了。终于，我不再是个外人，而是队伍中平等的一员。按照平等的规则，就该最后才轮到我——这些护林员的工作很辛苦艰难，挣得比我少，对中国自然保护事业的贡献比我大。他们应该优先。上个月，他们就在这里；下个月，他们还会在这里；不得不在野外生火做饭。他们四肢的每一寸肌肉都很发达；但也很瘦削，而且真是累极了。所以，就这么一次，他们希望我能等等。但我就是等不及。自从踏进《中国国家地理》的大门，我的期待就被不断拔高，却在那个林中傍晚遭到了猛烈的打击。而付哥，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在忙什么，只得停下手中的活儿来帮我。
我想，在一个地方，如果你一直是“上等人”，只沐浴夏日暖阳，不承受冰雪严寒，那当然很难获得归属感。
所以史铁生写地坛公园，才能写得好像那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好像地坛总在等着他，好像里面的土地神在与他对话。他凝视，他忍受，他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四季轮换。我想，地坛是他的一部分，而他又何尝不是地坛里的一道风景。很多老外声称自己是归属此地的外邦人，却并未意识到享受的特权，所以他们归属的世界，其实是与真正的现实中那些苦涩所隔绝的。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选择在距离家乡如此遥远的中国做自然保护这一行，我也给出过很多答案。比如年轻人的雄心壮志，追求冒险，也许可能，如此等等。但我为什么留了下来，为什么觉得在此地终结生命，就像死在家乡，死得其所，原因始终影影绰绰，不得分明。
后来，我又在中国和护林员一起进行过多次考察，穿越冰川丛林，流血流汗，我应该再也没有表示过不满。我追求着那些最具挑战的所在，最终一定是弄得气喘吁吁，卑微到尘埃里。也许我能在五四田径场上一直跑下来，原因也异曲同工。
然而，后来我上了湖北卫视的《非正式会谈》，社交媒体的粉丝一夜之间翻了十倍。我女朋友哀叹说，真希望自己也能因为英语说得好就上电视。她是开玩笑，也不是。她这回一如既往地占理。
我想，自己的工作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拉扯：一边是因为我的出生地获得的精英待遇；一边是我保护中国自然环境的冲动，这种冲动响彻我的灵魂，让我浑身使劲儿，也让我的相机电量满格。这两极在我身上密不可分，所以我也许永远无法为中国同行提供有价值的职业建议。
然而，就在2019年的年底——数月后疫情就将来临，有一个时刻，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当时我与护林员以及北京某纪录片团队重返平武县的竹林。团队主要在拍我，但在一次采访中，有位护林员朋友说了句我终生难忘的话。
“他跟我们一样儿。”
与我们在林中共度第一夜后，摄制组比原计划提前了数日打道回府了。也许是被那夜的白酒灌得太难受，或是地形过于崎岖险峻，叫他们望而生畏。不过第二天我和护林员们继续深入林间，攀越青苔满布的岩石，涉过潺潺的溪流。金黄的树叶飘落，难得的暖阳穿透墙一样的密竹。阳光闪烁在挥舞的砍刀刃上，咔，咔，咔。像是在宽恕我的来处，欢迎我们走向去处。
你吃过在林间用一口老镬煮的腊肉吗？直接就地取材，劈下嫩竹枝当筷子。肉皮的甜味融合到腌制的辣椒与肉本身的味道之中，篝火腾起烟雾，在星空下熏得你眼泪直流。此时，这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疫情已经过去，但余波犹存，重洋难越。
我想回家。
（2023年12月21日初稿于美国，2024年1月11日终稿；译者何雨珈）